资治通鉴读后感

　　1、（前403年）文侯与田子方饮，文侯曰：“钟声不比乎？左高。”田子方笑。文侯曰：“何笑？”子方曰：“臣闻之，君明乐官，不明乐音。今君审于音，臣恐其聋于官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。”

当政者应当明“管事者”而不是明“管事”，因此每每听到报刊大谈“领袖”如何博学多才、如何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我就担心他们“聋于官也”。太多的兴趣爱好，会成为某些人“投其所好”的切入点，也就是腐败的温床。

2、（前370年）齐威王召即墨大夫，语之曰：“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毁言日至。然吾使人视即墨，田野辟，人民给，官无事，东方以宁。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。”封之万家。召阿大夫，语之曰：“自子守阿，誉言日至。吾使人视阿，田野不辟，人民贫馁。昔日赵攻鄄，子不救；卫取薛陵，子不知。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”是日，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。于是群臣耸惧，莫敢饰诈，务尽其情，齐国大治，强于天下。

齐威王不是听信左右而是认可实地考察，这才是“循名责实”的治国之道。我们今天的领导者，更多习惯听从周围副手、助手、秘书、司机、亲戚、朋友的毁誉，而不是实地考察功过，于是“上有好着下必甚焉”，结果整个国家“做得好不如说得好，说得好不如吹得好”。

3、（前359年）令既具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“能徙者予五十金！”有一人徙之，辄予五十金。乃下令。

令行禁止，这是依法治理的核心环节。我们今天许多法令都是一纸空文，说明这些法令没有信义作为基础，结果当然是“村骗社，社骗乡，一直骗到党中央”，政令为地方权力所架空，于是中央决策只是“看上去很美”而无实际价值。

4、（前312年）燕人共立太子平，是为昭王，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，吊死问孤，与百姓同甘苦，卑身厚币以招贤者。谓郭隗曰：“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，孤极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报。然诚得贤士与共国，以雪先王之耻，孤之愿也。先生视可者，得身事之！”郭隗曰：“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，马已死，买其首五百金而返。君大怒，涓人曰：‘死马且买之，况生者乎？马今至矣。’不期年，千里之马至者三。今王必欲致士，先从隗始。况贤于隗者，岂远千里哉？”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。于是士争趣燕。乐毅自魏往，剧辛自赵往。昭王以乐毅为亚卿，任以国政。

重视人才，并非是“高级”人才受到重视，而是对于一般贤能的尊重从而创造一种尊重人才的风气，为优秀人才的登场准备条件。重视人才，既怕叶公好龙，又怕吹毛求疵。

5、（前271年）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，平原君家不肯出。赵奢以法治之，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。平原君怒，将杀之。赵奢曰：“君于赵为贵公子，今纵君家而不奉公，则法削，法削则国弱，国弱则诸侯加兵，是无赵也，君安得有此富乎？以君之贵，奉公如法则上下平，上下平则国强，国强则赵固，而君为贵戚，岂轻于天下邪！”平原君以为贤，言之于王。王使治国赋，国赋大平，民富而府库实。

平原君属于“伯乐”，发现了赵奢这样的“千里马”。其实“千里马”常有，只是我们缺乏“伯乐”的眼光，更缺乏鼓励“伯乐”发现“千里马”的机制。

6、（前208年）使者来，会职责相下吏，高皆妄为反辞以相傅会，遂具斯五刑，论腰斩咸阳市。斯出狱，与其中子俱执。顾谓其中子曰：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，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！”遂父子相哭，而夷三族。

我们许多贪官污吏东窗事发后，都会象李斯一样感叹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。其实，今年的劫难，恰恰是早年作孽的因缘。想想李斯毒杀韩非子、建议焚书坑儒、支持赵高矫诏杀死扶苏与蒙恬，后来灭族之祸也是罪有应得。

7、（前202年）帝置酒洛阳南宫，上曰：“彻侯、诸将毋敢隐朕，皆言其情。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？”高起、王陵对曰：“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因以与之，与天下同其利；项羽不然，有功者害之，贤者疑之，此其所以失天下也。”上曰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填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馈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为我禽也。”群臣说服。

争取胜利最关键的是什么？人才！如果说张良、萧何、韩信是一流人才，那么能够发现他们并重用他们的刘邦才是超一流人才。后人总是抱怨刘邦懦弱无能却又万里山河，其实这些人忽视了刘邦的“伯乐”之才，这才有大量“千里马”慕名而至。

8、（前196年）陆生时时前说称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帝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、《书》！”陆生曰：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且汤、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；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昔者吴王夫差、智伯、秦始皇，皆以极武而亡。乡使秦已并天下，行仁义，法先圣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！”帝有惭色，曰：“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、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。”

作为“马上得天下”的帝王，刘邦向来蔑视儒生，即使是郦食其也只能以“高阳酒徒”获得面见机会。不过，刘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擅长听取忠告，“逆取顺守”的观点一旦被刘邦接受，他就迅速开始从“武定国”到“文安邦”。数千年后，我们的“伟大领袖”虽然自称读完“二十四史”并独好《资治通鉴》，却没有读懂陆贾的话，于是文人被作为“右派”几乎“一网打尽”，地方州郡官吏成为将帅的天下。

9、（前193年）帝怪相国不治事，以为“岂少朕与？”使窋归，以其私问参。参怒，笞窋二百，曰：“趣入侍！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！”至朝时，帝让参曰：“乃者我使谏君也。”参免冠谢曰：“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？”上曰：“朕乃安敢望先帝！”又曰：“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？”上曰：“君似不及也。”参曰：“陛下言之是也。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。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”帝曰：“善！”

萧规曹随，不仅需要自知之明，更需要度量。看看我们今天的“改革”，已经成为显示政绩“改变”前任施政方式的借口。与民休息，这是所有读过儒家经典的人都懂的道理，我们却在民众最需要“休息”的内战结束后、“内乱”结束后进行大规模所谓“建设”，结果当然是六十多年过去了，贫困依旧是中西部地区常态。

10、（前179年）帝益明习国家事。朝而问右丞相勃曰：“天下一岁决狱几何？”勃谢不知。又问：“一岁钱谷出入几何？”勃又谢不知，惶愧，汗出沾背。上问左丞相平。平曰：“有主者。”上曰：“主者谓谁？”曰：“陛下即问决狱，责廷尉；问钱谷，责治粟内史。”上曰：“苟各有主者，而君所主者何事也？”平谢曰：“陛下不知其驽下，使待罪宰相。宰相者，上佐天子，理阴阳，顺四时；下遂万物之宜；外镇抚四夷诸侯；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。”帝乃称善。

高级管理者不同于普通管理者的，就在于“抓大放小”，那就是只负责“战略”无需过问“战术”，因为过问具体事务属于侵夺了普通管理者的职权。当我看到我们的“宰相”一再关心矿难、交通事故、食品安全、农民工工资，我就在想“卿大夫”何在？

11、（前177年）释之从行，登虎圈，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。十馀问，尉左右视，尽不能对。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。上所问禽兽簿甚悉，欲以观其能；口对响应，无穷者。帝曰：“吏不当若是邪！尉无赖！”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。释之久之前，曰：“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？”上曰：“长者也。”又复问：“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？”上复曰：“长者。”释之曰：“夫绛侯、东阳侯称为长者，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，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！且秦以任刀笔之吏，争以亟疾苛察相高。其敝，徒文具而无实，不闻其过，陵迟至于土崩。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，臣恐天下随风而靡，争为口辨而无其实。夫下之化上，疾于景响，举错不可不审也。”帝曰：“善！”乃不拜啬夫。

巧言令色之辈如果受到重用，那么“实干家”就会被“宣传家”所取代，结果当然是整个社会形成重视“宣传”不重视“实干”的风气。

12、（前158年）上自劳军，至霸上及棘门军，直驰入，将以下骑送迎。已而之细柳军，军士吏被甲，锐兵刃，彀弓弩持满，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。先驱曰：“天子且至！”军门都尉曰；“将军令曰：‘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之诏！’”居无何，上至，又不得入。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：“吾欲入营劳军。”亚夫乃传言“开壁门”。壁门士请车骑曰：“将军约：军中不得驱驰。”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。至营，将军亚夫持兵揖曰：“介胄之士不拜，请以军礼见。”天子为动，改容，式车，使人称谢：“皇帝敬劳将军。”成礼而去。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。上曰：“嗟乎，此真将军矣！曩者霸上、棘门军若儿戏耳，其将固可袭而虏也。至于亚夫，可得而犯耶！”称善者久之。月馀，汉后至边，匈奴亦远塞，汉兵亦罢。乃拜周亚夫为中尉。

汉文帝对周亚夫的重视，恰恰是对周亚夫“忠于职守”的肯定。许多领导不懂得，那些“依法办事”的部下而不是迎合上司的部下，才是有真才实学。可惜，我们更多的管理者误以为“忠于职守”是对自己的不敬，于是迎合之风甚嚣尘上。

13、（前128年）冬，十一月，诏曰：“朕深诏执事，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，绍休圣绪。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；三人并行，厥有我师。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，是化不下究，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。且进贤受上赏，蔽贤蒙显戮，古之道也。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。”有司奏：“不举孝，不奉诏，当以不敬论；不察廉，不胜任也，当免。”奏可。

世界上并非缺少人才，而是缺乏识才且愿意荐才之人。如果“荐才”成为官员的义务，那么根据其所推荐人才品行就可以得知推荐者的识才之能。可惜，我们今天对于“识才”、“荐才”漠不关心，于是“从床上培养起”的人才“推荐”取代了真才实学。